栏目:书画鉴定知识 作者:佚名
1、伪改书名、著者以充罕见之书
过去的藏书家选择善本书时,罕见之书是一条重要的标准。书贾利用藏书家以稀为贵、奇货可居的心理就剜改书名、著者,伪造罕见的书。如杜氏《通典》二百卷,明嘉靖十七年王德溢、吴鹏有刻本。因为唐杜佑撰的《通典》流传较广,倘若以原书真实面貌出现,对藏书家不会有多大吸引力。书贾就将书名剜改为《国史通典》,同时剜去题下杜佑的名衔,加印“南宋礼部尚书锡山郡宝国贤撰”字样,序文也作删改,还在书名和著者剜改的地方钤了 “南京翰林院印”和季振宜的藏书印,以掩饰剜改的痕迹,经过这样的剜改,就成了罕见的奇书乐。元刻明修本《晋书》,书贾动手剜改了书名,称为《两晋人物传》,并伪题“无锡王达撰”。这样一改,使人感觉书名既冷,著者亦奇,比大家熟知的二十四史之一的《晋书》更容易吸引某些藏书家的注意,大可收到射利的目的。明徐弘祖《徐霞客游记》是地理方面的名著,书贾为了制造罕见书的假象,把书名改为《游名山记》。类似的例子还可以举出很多,很需要引起警惕,切不可一见假造书名、著作不见各家著录便认为奇货可居,故应谨防受骗上当。
2、增删刻书牌记
古书中的牌记是考证一书的出版人、出版地和出版年代的重要依据。有这块牌子无这块牌子,书的版本价值是很不一样的。书贾抓住这一点,怎么对他有利,他就怎么干。北京图书馆藏有一部王国维亲笔题跋的明嘉靖刻本《孔子家语》,刻印精良,书品极好。但书贾硬在书前加了一页刻书牌记,右上角竖行题称“陈眉公先生重订”,中间竖行大字题名《孔子家语》,左下角署“古关杨敬泉梓”。陈眉公即陈继儒,明万历时人。本来是嘉靖时刻的书,却安上了一块万历时的刻书牌记,目的在于借重陈眉公的大名以抬高本书的学术价值,并想利用这块牌子来说明此书版本的完整性和确切性。二者合一,此书便可以身份大增,书贾从中获利。清初刻本《诗人玉屑》,书前原有“处顺堂藏板”的刻书牌记,且有“重刊元本”字样。由于书机时作伪,撤去了这块刻书牌记,竟骗过了墨海楼蔡氏。蔡氏以元刻本收进,察觉上了当,却又反手卖给了别人。这种增换刻书牌记的情况,往往在明清之际所刻的从书中和翻刻本中时常发生。尤其是翻刻本貌似原刻本,作伪方法简单,只需抽去牌记,略加伪饰即成。从以上例子可以看出,牌记虽是鉴定版本的重要依据,但不能轻信,应该多方考证,审慎鉴定。
3、剜改序跋。
剜改序跋中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或撤换序跋冒充古刻旧刻而从中获利,在古书版本造伪中亦属司空见惯的现象。尤其是在配合其他作伪手段时,挖改序跋中紧要之处,更是屡见不鲜。如时彭大翼辑的《山堂肆考》二百二十八卷,明万历二十三年刻本。书贾将书名控改为《书言故事》,同时将题下彭大翼纂著的“纂著”两字剜下,偷梁换柱贴在书贾加印的“锡山陈幼学”名字下面,投藏书家所好。为了证明这部书确系无锡陈幼学纂著,书贾还对《山堂肆考》原书序文进行剜改,在凌儒的序中就有两处被挖改:一是交序文第六页后半页害虫去后,杜撰墨"无锡陈夫子好古士也"。二是第七页文字也作了篡改:“集而成编,总之二面四十卷,名曰《书言故事》”,与剜改书名著者相呼应。因此,凡古书中无序有跋,或序跋与的内容自相矛盾时,切不可轻信其中所题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而应当多方考证后,再做决断。
4、染纸造蛀以充古刻旧刊。
明高濂在《遵生八笺》中曾对染纸和伪造蠹鱼虫蛀痕以作伪有精细的描写和精彩的议论:近日作假宋版书者,神妙莫测。将新刻摹宋版书,特抄微黄厚实竹纸,或用川中茧纸,或用糊褙方帘绵纸,或用孩儿白虎纸,简卷用棰细细敲过,名之曰刮,又墨浸去臭味印成。破碎重补。或改刻开卷一二序文年号,或贴过今人注刻名氏留空,另刻小印,将宋人姓氏扣真两头角处。或用沙面磨去一角,或作一二缺痕,以灯火燎去纸毛,仍用草烟薰黄,俨然古人伤残旧迹。或置蛀米柜中,令虫蚀作透漏蛀孔。或以铁线烧红,锤书本子,委曲成眼,一二转折,种种与新不同。用红色装衬绫锦套壳,入手重实,光赋可观,初非今书仿佛,以惑售者。或札伙囤,令人先声指为故家某姓所遗。百计数人,莫可窥测,收藏家当具真眼辨证。
以上说明,染纸以充旧刻,这种作伪手法早在明代就已经有人采用。同时明代还有书坊染仿旧纸,然后印行古书的,关于这一点,商濂还没有谈到。而近代书贾则是利用清时的影寮刻本进行染色,以充旧刻。
5、版本杂拼。
用几种不同版本杂拼成一部书,是书贾出售残本的一种作伪手段。一般以一种较好的残本作为基础,残缺卷用其他版本或其他书拼配,再进行加工,掩饰杂拼的痕迹,以完整的原刻本的面貌出现。有一部《史记》,一百三十卷,明嘉靖四年汪谅刻本。残存一百十卷,其中卷缺四十八对五十五、八十二至八十七、一百十二至一百十七。书贾为了将这部《史记》配成足本,从明喜靖四至六年王延哲刻本凑齐二十卷配予汪谅刻本。这样就成 了一部完整的汪谅刻本的《史记》。为将这部明嘉四年汪谅根据宋绍兴刻本翻刻的书充宋本,书贾剜去目录后“明嘉靖四年乙酉,金合汪谅氏刊行”两行刻书年款,同时剜去题下校题者姓氏,把纸染成暗黄色,给人以古得古色的感觉。还在序和目录前后伪钤敢“季振宜印”、“钱谦益印”、“牧斋藏书”等名家藏书印。因王延哲刻本也是翻宋刻本,书贾同时染了纸,初看似宋椠,如果不找书影对比,很容易上当。无锡市图书馆藏的《唐诗品汇拾遗》十卷,书贾竟用了三种明刻本拼凑而成。卷一至卷五是半页十一行,行二十字,白口,单鱼尾,卷端题《唐诗品汇拾遗》;卷六、卷七、卷十是半页十行,每行二十字,白口,双鱼尾,卷端、书口均题《唐诗拾遗》;卷八、卷九则是明俞宪辑的《删正唐诗拾遗》的残卷,但版刻年代、版刻者不同,而后一种是另一著作辑本,书贾硬把这三种书凑合在一起,在书前加了一篇明成化十二年陈炜撰的字,就把这部残本伪造成明成化间刻的《唐诗品汇拾遗》了。
6、割改目录、卷数。
目录是全书的纲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古书的章节体例,可以借以了解古书由于刊刻者、刊刻时间不同,目录卷数会产生差异。书贾常常利用这个特点,删割目录,剜改卷数,以残本充全书。书贾除剜瞩 目录、纂改卷次外,还有伪加目录一法。此法常见于丛书零种扫作伪;即将几种丛书零种合在一起,加上一个目录,另成一书。如元陶宗仪编的《说郛》,清顺治三年两浙督学周南刻本,存五面六十种。书贾将这些书合起来伪题书名《儒林学海》,明无锡万镗辑,还在书前杜撰了和篇尤镗自序。尽管存书多达五面多种,书贾还是不厌其烦地伪加了目录,同时还钤了清名家阮元的藏书印“文选楼”,将若干丛书零种改头换面,冒充一部完整的稀见丛书。
过去的藏书家选择善本书时,罕见之书是一条重要的标准。书贾利用藏书家以稀为贵、奇货可居的心理就剜改书名、著者,伪造罕见的书。如杜氏《通典》二百卷,明嘉靖十七年王德溢、吴鹏有刻本。因为唐杜佑撰的《通典》流传较广,倘若以原书真实面貌出现,对藏书家不会有多大吸引力。书贾就将书名剜改为《国史通典》,同时剜去题下杜佑的名衔,加印“南宋礼部尚书锡山郡宝国贤撰”字样,序文也作删改,还在书名和著者剜改的地方钤了 “南京翰林院印”和季振宜的藏书印,以掩饰剜改的痕迹,经过这样的剜改,就成了罕见的奇书乐。元刻明修本《晋书》,书贾动手剜改了书名,称为《两晋人物传》,并伪题“无锡王达撰”。这样一改,使人感觉书名既冷,著者亦奇,比大家熟知的二十四史之一的《晋书》更容易吸引某些藏书家的注意,大可收到射利的目的。明徐弘祖《徐霞客游记》是地理方面的名著,书贾为了制造罕见书的假象,把书名改为《游名山记》。类似的例子还可以举出很多,很需要引起警惕,切不可一见假造书名、著作不见各家著录便认为奇货可居,故应谨防受骗上当。
2、增删刻书牌记
古书中的牌记是考证一书的出版人、出版地和出版年代的重要依据。有这块牌子无这块牌子,书的版本价值是很不一样的。书贾抓住这一点,怎么对他有利,他就怎么干。北京图书馆藏有一部王国维亲笔题跋的明嘉靖刻本《孔子家语》,刻印精良,书品极好。但书贾硬在书前加了一页刻书牌记,右上角竖行题称“陈眉公先生重订”,中间竖行大字题名《孔子家语》,左下角署“古关杨敬泉梓”。陈眉公即陈继儒,明万历时人。本来是嘉靖时刻的书,却安上了一块万历时的刻书牌记,目的在于借重陈眉公的大名以抬高本书的学术价值,并想利用这块牌子来说明此书版本的完整性和确切性。二者合一,此书便可以身份大增,书贾从中获利。清初刻本《诗人玉屑》,书前原有“处顺堂藏板”的刻书牌记,且有“重刊元本”字样。由于书机时作伪,撤去了这块刻书牌记,竟骗过了墨海楼蔡氏。蔡氏以元刻本收进,察觉上了当,却又反手卖给了别人。这种增换刻书牌记的情况,往往在明清之际所刻的从书中和翻刻本中时常发生。尤其是翻刻本貌似原刻本,作伪方法简单,只需抽去牌记,略加伪饰即成。从以上例子可以看出,牌记虽是鉴定版本的重要依据,但不能轻信,应该多方考证,审慎鉴定。
3、剜改序跋。
剜改序跋中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或撤换序跋冒充古刻旧刻而从中获利,在古书版本造伪中亦属司空见惯的现象。尤其是在配合其他作伪手段时,挖改序跋中紧要之处,更是屡见不鲜。如时彭大翼辑的《山堂肆考》二百二十八卷,明万历二十三年刻本。书贾将书名控改为《书言故事》,同时将题下彭大翼纂著的“纂著”两字剜下,偷梁换柱贴在书贾加印的“锡山陈幼学”名字下面,投藏书家所好。为了证明这部书确系无锡陈幼学纂著,书贾还对《山堂肆考》原书序文进行剜改,在凌儒的序中就有两处被挖改:一是交序文第六页后半页害虫去后,杜撰墨"无锡陈夫子好古士也"。二是第七页文字也作了篡改:“集而成编,总之二面四十卷,名曰《书言故事》”,与剜改书名著者相呼应。因此,凡古书中无序有跋,或序跋与的内容自相矛盾时,切不可轻信其中所题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而应当多方考证后,再做决断。
4、染纸造蛀以充古刻旧刊。
明高濂在《遵生八笺》中曾对染纸和伪造蠹鱼虫蛀痕以作伪有精细的描写和精彩的议论:近日作假宋版书者,神妙莫测。将新刻摹宋版书,特抄微黄厚实竹纸,或用川中茧纸,或用糊褙方帘绵纸,或用孩儿白虎纸,简卷用棰细细敲过,名之曰刮,又墨浸去臭味印成。破碎重补。或改刻开卷一二序文年号,或贴过今人注刻名氏留空,另刻小印,将宋人姓氏扣真两头角处。或用沙面磨去一角,或作一二缺痕,以灯火燎去纸毛,仍用草烟薰黄,俨然古人伤残旧迹。或置蛀米柜中,令虫蚀作透漏蛀孔。或以铁线烧红,锤书本子,委曲成眼,一二转折,种种与新不同。用红色装衬绫锦套壳,入手重实,光赋可观,初非今书仿佛,以惑售者。或札伙囤,令人先声指为故家某姓所遗。百计数人,莫可窥测,收藏家当具真眼辨证。
以上说明,染纸以充旧刻,这种作伪手法早在明代就已经有人采用。同时明代还有书坊染仿旧纸,然后印行古书的,关于这一点,商濂还没有谈到。而近代书贾则是利用清时的影寮刻本进行染色,以充旧刻。
5、版本杂拼。
用几种不同版本杂拼成一部书,是书贾出售残本的一种作伪手段。一般以一种较好的残本作为基础,残缺卷用其他版本或其他书拼配,再进行加工,掩饰杂拼的痕迹,以完整的原刻本的面貌出现。有一部《史记》,一百三十卷,明嘉靖四年汪谅刻本。残存一百十卷,其中卷缺四十八对五十五、八十二至八十七、一百十二至一百十七。书贾为了将这部《史记》配成足本,从明喜靖四至六年王延哲刻本凑齐二十卷配予汪谅刻本。这样就成 了一部完整的汪谅刻本的《史记》。为将这部明嘉四年汪谅根据宋绍兴刻本翻刻的书充宋本,书贾剜去目录后“明嘉靖四年乙酉,金合汪谅氏刊行”两行刻书年款,同时剜去题下校题者姓氏,把纸染成暗黄色,给人以古得古色的感觉。还在序和目录前后伪钤敢“季振宜印”、“钱谦益印”、“牧斋藏书”等名家藏书印。因王延哲刻本也是翻宋刻本,书贾同时染了纸,初看似宋椠,如果不找书影对比,很容易上当。无锡市图书馆藏的《唐诗品汇拾遗》十卷,书贾竟用了三种明刻本拼凑而成。卷一至卷五是半页十一行,行二十字,白口,单鱼尾,卷端题《唐诗品汇拾遗》;卷六、卷七、卷十是半页十行,每行二十字,白口,双鱼尾,卷端、书口均题《唐诗拾遗》;卷八、卷九则是明俞宪辑的《删正唐诗拾遗》的残卷,但版刻年代、版刻者不同,而后一种是另一著作辑本,书贾硬把这三种书凑合在一起,在书前加了一篇明成化十二年陈炜撰的字,就把这部残本伪造成明成化间刻的《唐诗品汇拾遗》了。
6、割改目录、卷数。
目录是全书的纲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古书的章节体例,可以借以了解古书由于刊刻者、刊刻时间不同,目录卷数会产生差异。书贾常常利用这个特点,删割目录,剜改卷数,以残本充全书。书贾除剜瞩 目录、纂改卷次外,还有伪加目录一法。此法常见于丛书零种扫作伪;即将几种丛书零种合在一起,加上一个目录,另成一书。如元陶宗仪编的《说郛》,清顺治三年两浙督学周南刻本,存五面六十种。书贾将这些书合起来伪题书名《儒林学海》,明无锡万镗辑,还在书前杜撰了和篇尤镗自序。尽管存书多达五面多种,书贾还是不厌其烦地伪加了目录,同时还钤了清名家阮元的藏书印“文选楼”,将若干丛书零种改头换面,冒充一部完整的稀见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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