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复兴后三杰之米开朗基罗·博那罗蒂(3)

　　艺术造诣
　　米开朗基罗最重要的绘画作品是梵蒂冈西斯庭教堂的天顶画《创世记》。西斯庭教堂是教徒的礼拜圣所，也是天主教裁决重大事务的要地。1508 年尤利乌斯二世把米开朗基罗从正在为他从事的墓建工程中召回，开始重新装饰西斯庭教堂。委托到了米开朗基罗，这是一个向天作画的时刻。
　　天顶画的面积是 14×38.5m，中部由九个叙事情节组成，以圣经《创世记》为主线，分别为“分开光暗”、“划分水陆”、“创造日月”、“创造亚当”、“创造夏娃”、“逐出伊甸”、“挪亚祭献”、“洪水汜滥”和“挪亚醉酒”。绘制的壁柱和饰带把每幅图画分隔开来，借助立面墙体弧线延伸为假想的建筑结构，并在壁柱和饰带分隔的预留空间绘上了基督家人、十二位先知以及二十个裸体人物和另外四幅圣经故事的画面。米开朗基罗以自身处境与周边环境的和解最终让西斯庭天顶和创世记言归一体。

　　天顶画分为两个创作阶段，第一阶段从 1508 的冬天至 1510 年的夏天，第二阶段从 1511 年 2 月到 1512 年 10 月，历时四年。米开朗基罗把自己封闭在教堂之内，拒绝外界的探视，从脚手架设计到内容安排、从构图草创到色彩实施全部由他一人掌握完成。居高不下的处境，曲身仰视的姿态，集中的心情，舒展的灵思，一天天慢慢缩小着一块块距离，一块块慢慢充实一天天的内容。辛苦到达的天界，回过头去谁也不曾看到过。

　　两个创作阶段的风格有着时限的差别，构图和形式越来越简化。照顾到人们受可视距离限制的生理条件，向往立于十八米之下的人们更清晰"天庭"的运动，米开朗基罗减少了画面中人物的数量和故事的细节，突出了主体的形象并且强调了活动的节奏。西斯庭天顶画中最重要的作品是第二阶段绘制的《创造亚当》。体魄丰满、背景简约的形式处理，静动相对、神人相顾的两组造型，一与多、灵与肉的视觉照应，创世的记载集中到了这一时刻。上帝一把昏沉的亚当唤醒，理性就成了人类意识不停运转的"机器"。
　　16 世纪的文艺复兴盛期是欧洲文明的一道分界线，把西方基督教世界分成了中世纪和现代，也把基督教分成了天主教和基督新教。外围的影响和自身的调整是自然生成和社会发展的因子。耶路撒冷和雅典的分庭抗礼、人文主义的诘难和基督教文化的对应是西方现代社会结构的注释，人类没有理性一次性可以跨越的门槛，信仰基于人类的一颗易受波动的心，"提醒"是每天的功课。
　　文艺复兴的艺术家们受惠于古代艺术的新发现和再认识。考古发掘上的成绩激发了世人研究古代艺术的热情；人类对自身生存环境的认识带动交通业的发展保证了文化沟通的进一步可能；资本意识下的工场手工业经济的发展促动了以行业分工和市场调节的社会结构的建设：《拉奥孔》等一系列艺术珍品发现于这一时期；哥伦布的探险已经完成；资本主义生产模式已初露萌芽。这里有异教的文化的影响也有基督教文化的因素。正像上帝与亚当互相牵动的手，相握而立。生活是一架灵修操守和机械运转并置做工的机器。基于此，做工的平等意识是亚当立身的意义。做工即包含了创造的基因，做工的平等决定了职业社会中个人生命创造成分的实现。放弃上帝相携的手而争取社会上的诸多平等，包括自由的平等，只能是不平等的恶性循环。文艺复兴盛期的艺术活动首先在意大利确立了这样一个事实：艺术家不再是一个工匠，而是一位创造者，和诗人、智者、朝臣一样，他们不仅依靠他们的行业技术同时也依靠他们的灵性，人们心目中把艺术家奉为天才的概念由此而生，为以后的职业化社会预设了伏笔。这是一次从历史上从时间上寻找人类活动动力的革命。同样，现代艺术的兴起是一次从环境中从空间中寻找人类活动动力的革命。现实主义口号的提出是针对人类一贯的乌托邦情结；印象主义是受现代科学技术的精神鼓舞；后期印象主义和立体主义在东方艺术和非洲艺术中得到了启发；在此之后直至后现代艺术名目繁多的艺术主张则是出于对中心主义的解构：自由、平等、博爱口号的提出是人们对社会建构的实践；工业化进程预言技术时代的来临；回归自然意味着人们从生活的现实之中而不是从过去的历史、从局限的地域中寻找为人成立的关系；经历了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欧洲对人文理性的张扬表示怀疑。人们从理想的社会模式转而思考合理的社会结构，对社会结构的关注影响职业的语意构筑，平民化的社会进程亦是职业语意的实现，为人的活动都在职业中实现，即"做工包含了创造的基因，做工的平等决定了职业社会中个人生命创造成分的实现"。所以现在人们提出"人人都可以是艺术家"的口号，其语意在于职业中人不再是一个工匠，同时含有创造的价值，和艺术家一样。每个人的一生都可以是一次创造性实现的平等概念由此而生。创造性重要，创造性的合理保障更重要。实际上大家都知道，合理的社会结构并不需要太多的艺术的职业，而是需要太多的职业的艺术。上个世纪的历史背景致使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都必需重新思考信仰这一人类的课题。从这一课题本身来讲，东西方没有差异，而我们所要做的工作却要复杂的多。既要指证西方社会中人文主义和基督神性的差异，又要应对社会发展中两者之间和两者自身的种种冲突。

　　继西斯庭天顶壁画的二十多年以后，1535 年，米开朗基罗只身一人又完成了另一幅代表作，西斯庭祭坛壁画《最后的审判》。这幅壁画覆盖了这块面壁上原先由拉斐尔（Raphael）的老师佩鲁吉诺（Perugino）绘制的几幅壁画，从佩鲁吉诺传世的经典作品《基督把天国的钥匙交给彼得》来看，这对于我们也是一件值得惋惜的事情，也许佩鲁吉诺相信天国的钥匙既在上帝之手同时也在世人之手，人间会有疏忽，天国会有人类的关怀。《最后的审判》这幅壁画的实际尺寸是 13.7×12.2m，历时六年。在这幅画中，基督的动作不在于重申救赎的理论，更在于强调惩罚的信条。基督高扬的右手一如既往地示意把不在生命册上的亡众挥入火湖，被挥入火湖的还有死亡和阴间。基督的左手却不是托起获救的生灵，而是指向自己躯体上被钉十字架时受枪刺的创伤。米开朗基罗在《创世记》一画中和《最后的审判》一画中以上帝手指的动作指证了一个人类过程的寓言。基督诞生是人类新纪元的开端，那个时候上帝死了已既成事实。米开朗基罗执意说破文艺复兴仍然是对上帝信仰的问题。
　　《创世记》两个创作阶段的风格有着时限的差别，米开朗基罗早期作于 1503 年的一幅板上绘画作品《圣家族》平和优化的情感、样式和艳丽鲜明的心境、颜色与其后期绘画风格也有着明显的不同，后期绘画作品中的人物情绪和形式越来越激化冲动，画家的心情和用色越来越隐晦不明，视域是越来越扩展地触及事件发生与所在场景或此或彼的联系：峰起的造型像是在沙滩看大海怎样涌潮，光彩暗弱的现实是流失的激动，视线下沉的远方依然是现代的风景。
　　米开朗基罗最后的两幅壁画作品应该是 1550 年绘于梵蒂冈巴奥林纳小教堂的《保罗归宗》和《彼得殉难》。构图处理仍然是人物众多的场景展示，表现的焦点还是集中在"归宗"和"殉难"事件最敏感的瞬间－上帝让保罗从马上跌落；人们把彼得在十字上竖起。从米开朗基罗作品的风格形成和创作走向可看出画家一生内心世界的张力关系。无论是高扬画家人文精神的一面还是叙述作者宗教情怀特点都未免过于简单，无论是指责委托方的苛刻要求还是肯定受托方的人格对应都未免过于抽象。同样，从画面的外观形式分析，米开朗基罗的造型风格既是创造精神的源泉也是矫饰主义的鼻祖，后来的唯美主义和为艺术而艺术的形式主义都可以在此找到理性和感性的出处。况且，就是精神，包括宗教精神和基督性本身即存在着差别，精神更是一个危险的任人弘扬的信号。